彭邦楨研究檔案

彭邦楨 (1919 ~ 2003)、湖北省黃陂縣人、陸軍黃埔官校畢業,巴基斯坦自由大學榮譽文學博士,曾任國防部新聞局少校參謀、軍中電台廣播科長、高雄台台長、左營台台長、台北台研究發展室主任等，一九九一年六月邀集方思、尹玲、宋穎豪、陳寧貴、創辦《詩象》詩刊，共出版五期。晚年旅居美國，因心臟衰竭於紐約辭世，享年八十四歲。著有詩集「載著歌聲的船」、「戀歌小唱」、「花叫」、「清商三輯」，以及詩評論集「詩的鑑賞」等。彭邦楨寫作文類以詩為主，評論、散文次之，六十七年在國內發表「試寫現代詩押韻十首」，曾引起廣泛討論。作者堅持的創作理念是：「肯定傳統文化主張自詩經、楚辭、漢賦重新詮釋語彙，使新詩文字更豐盈，象徵更豐美。」

　　詩是悲劇的形象，悲劇是詩的構成。在我認為作為一個詩人，其存在就是悲劇的。不論從古希臘到羅馬、從羅馬到中世紀「文藝復興」，或從文藝復興到今二十世紀的「原子時代」。不唯西方：從但丁到莎士比亞、從莎士比亞到歌德，或從歌德到今之象徵、超現實主義之詩人等等。就是在我國東方：從殷商到周秦、從周秦到漢唐、從漢唐到宋元明清而後之新中國的「五四運動」，或從五四運動到今之一九八四年的時代。尤以我國在詩方面：從詩經到楚辭、從楚辭到漢賦、從漢賦到唐詩、從唐詩到宋詞而元曲，或從元曲到今之新詩與現代詩等等。而我國詩人之眾，無論從屈原到陶潛、從陶潛到李白、從李白到杜甫，或從杜甫到蘇軾而後之現代詩人群等等。就我來看，他們哪個又不都是悲歌的作者？彷彿一個詩人如無悲劇的關聯就不能成為一代大師。儘管這個世界本是破銅爛鐵鑄的，詩人能把它頌為黃金寶石也還是如此。因為這個世界還沒到那一天，真正是個世界大同、社會大同的時代。詩就是這麼一種語言的源泉，從悲歌中湧來。本乎自然的法原：詩就像水般來自崇山峻巖、來自沙漠荒原、來自冰天雪地、與夫來自四方八面的溪壑的。於是水便這般滴滴清流的匯成混濁的長江大河而後又一波一浪的流歸大海，終於大海去濁揚清了。而詩之形式，它本就是來自人性的原情、思想的原情、精神的原情、意志的原情，與夫來自詩心對事事物物的一種使命感動，於是詩便在這些諸般共鳴的活動中被呼喚了出來。是以詩也就像水般之能從淙淙的細流而形成滾滾的巨流了！王維說：「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這就是詩的源泉之來。朱熹說：「半畝方塘一鑑開，天光雲影共徘徊；問渠那得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來。」這也就是詩的源泉之來。或如我妻梅茵（Marion）有天告訴我說：「April Showers Bring May Flowers。（意即：四月的雨帶來五月的花）」這又豈不是詩的源泉之來？可見詩的源泉之來是廣大無限的，而詩人與詩，也就是要自這些多層次的感受面中體悟得來。有則不曾見山有山、見水有水，就只住在大都市裡不虞一口自來水喝，這哪會有詩？

　　詩是甚麼？艾略特（T.S. Eliot）說：「令人感到思想有如玫瑰那樣薰香出來的就是詩。」這話也真說得有些奧昧，彷彿詩即美感的存在。而我國在詩上是講求「詩言志」與「溫柔敦厚」的，不知會有甚麼不同？如就艾略特的話說，詩是有如玫瑰那樣薰香出來的。不過，要果真如此，那麼詩人的本身就必先是枝玫瑰，否則，詩又何來薰香？這就是說，詩是要像一個詩人的一顆詩心是真有如玫瑰那樣綻放出來的，其詩方香。如此說來，這個世界上就應該廣植玫瑰，薰陶人生，或者是廣植詩人，使人類都一致的芬芳起來。只是玫瑰又怎能廣植？能植也就只能植在花園裡，不能植在人心之中。像我就曾寫一首詩「薔薇園」，這真像心中開放的一枝花朵，只是這朵薔薇（玫瑰）也只能開在我的心上，曾把它喻為「當黎明於薔薇園捧一束鮮花自噹噹的晨鐘裡走來」，而且還說「且把一個琤琤的時刻投給這個世介」。舉例說吧，玫瑰在西方是愛的象徵，艾略特故有此說。比如他們送花送玫瑰，甚至新娘也愛選在玫瑰花季結婚，作所謂「六月新娘」。而且詩人也就愛頌玫瑰，像十三世紀在法國文學史上就曾有一首長達二萬三千行的長詩「玫瑰故事」（Roman de Rose），這就真洋洋大觀了。說來玫瑰該是多麼好看呢？不僅花色瑰麗，而且花香襲人，但玫瑰本身卻偏是有刺的。這就是說，要果真是詩如玫瑰或玫瑰如詩，不說是這個世界將該多麼美好，使人類都一致的活在薰香的愛中或活在薰香的和平之中，而世界就豈不就像我說的是個「薔薇園」了。但在英國史上於十五世紀就偏曾有過一場「玫瑰戰爭」（Wars of Roses），這就令人不可思議。不過，詩如玫瑰還是有較好的一面的，比如伏爾泰就曾寫過這麼一首詩說：

　　像這首詩纔真是從玫瑰裡薰香出來的，好開闊的懷襟，寧可把花給人，而只把刺留給自己。原來這竟是個悲劇在他的身上已經發生，說是與他曾有過十五年愛情生活的男爵夫人查特萊（Mme. Dcc Chatelat）已經與一個美少年男爵聖朗柏（Saint-Lambert）發出暖昧關係，而他為此發怒生氣，認為他的生命將已經結束。但當聖朗柏向他請求寬恕的時候，他便立刻化怒為祝福了。我們可見他這首詩是隱忍著極大的痛苦而寫的，且不著痛苦的痕跡，而一首詩之有薰香，想必要到此境界纔行。否則，他就趴有與他的情敵去舉行決鬥，說不定他就像個俄國詩人普希金（Alexander Pushkin）死於他的情敵之手，這纔是真的悲劇。而舉個例說，比如裡爾克是個愛玫瑰的詩人，而他也真有「玫瑰詩人」之稱。不僅讀他的詩若有薰香，而他也曾詩寫玫瑰，像他在「給奧菲絲的商籟」（Sonnets to Orpheus）的詩集中說：「不要為他它立碑紀念，就讓玫瑰年年在他的莫前開放。」彷彿他的玫瑰就是獻給死者的墓誌銘的，這又是何等美感的心靈啊！說來一個人死後要是真的有玫瑰年年在他的墓前開放，就是連死也薰香，這又何必立它一塊石碑呢。說是裡爾克他自身就愛種玫瑰：為玫瑰耕土施肥、為玫瑰修枝理葉，彷彿他都要把一顆心詩都貫注在玫瑰園中的，凡種花的人就必愛花，其詩在意識上又怎不薰香？可是他真像是生於玫瑰又死於玫瑰的，說是他就是因被玫瑰刺傷手指而引發他患有一種血症終於不治而死的。雖說這不是玫瑰將他傷害，但他的死卻不能說是與玫瑰無關？這就是一個詩人的悲劇之愛玫瑰的故事。

　　說來詩如玫瑰、詩有薰香、詩人之具有悲劇精神，就我所見，這不唯是西方的詩人如此，就是像我國的詩人諸如屈原、陶潛、李白、杜甫的詩也都有其各色不同的花香。只是西方只獨以玫瑰象徵，我們卻不如此而已。比如屈原在他的「離騷」中說：「紛吾既有此內美兮，又重之以修能。扈江離與辟芷兮，紉秋蘭以為佩。」這就是他的悲劇精神的境界。他雖有憂怨，但他卻已把自身化為蘭芷。比如陶潛在他的「飲酒」詩中說：「結蘆在人間，而無車馬喧。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這就是他的悲劇精神的境界，而他是把自身化為菊花了。七如李白在他的「古風五十九首」中說：「碧荷生幽泉，朝日艷且鮮。秋花冒綠水，密葉羅青煙。秀色空絕世，馨香為誰傳。坐看飛霜滿，凋此紅芳年。結根未得所，願托華池邊。」這就是他在把他的悲劇精神在化身為荷花了。比如杜甫在他的一首「梔子」中說：「梔子比眾木，人間誠未多。於身色何用，與道氣傷和。紅取風霜實，青看雨露柯。無情移得汝，貴在映江波。」這就是他在把他的悲劇精神化身為一枝梔子花了。其實，悲劇並不是一個可怕的名詞，它是融有人性精神的一面的，是人的悲天憫人的情操，如果我們能把人生的悲劇處理得愈好就愈為昇華，這就是詩有薰香，而美感也在其中。所謂「詩貴溫柔敦厚」者，也就是斯旨，否則，又何以言詩？就詩論時，詩是貴和諧的表達的。就是詩人寫花，要不是沾花，這纔是香花；就是詩人寫草，要不是惹草，這纔是芳草。否則，屈原為何要自況「香草美人」？陶潛為何要自況「五柳先生」？李白為何要自況「青蓮居士」？雖說杜甫並不曾自況甚麼花花草草之名，但讀他的「梔子」就是自況。所以楊倫註其詩說：「此公自傷以有用之材，而孤冷不合於時，甘自老於江湖也。」在我來看，它的這首詩雖有點「孤冷」，但它的本質卻是「摯熱」的。可見詩人能把他的悲劇昇華為花，這就是美在其中。當然，詩有薰香，也並不在於只寫玫瑰、只寫蘭花、只寫菊花、只寫荷花等等，無論寫甚麼，這應是人性的芬芳。要說詩是有如玫瑰那樣薰香出來，為何又不可說詩是像「梧桐棲老鳳凰枝，香稻啄餘鸚鵡粒」那樣的呢？這詩豈不就更有餘韻餘味、餘香餘色的，其間遠更有「鳳鳴喈喈」與「鸚鵡能言」的鳥音。在我來看：詩不僅是有如玫瑰綻放的一縷「薰香」出來的，而且是有如玫瑰綻放的一聲「花叫」出來的。是因詩人已把自身的悲劇昇華，不僅是花有花香，而且還是花有花的歌聲，這就是詩的靈魂所在。

　　說起寫詩，詩就是悲歌兼美感的構成。否則，就不生興歎兼韻和的作用。說李白的詩多美感，而實生悲歌；說杜甫的詩多悲歌，而層次。其實，他們殊途同歸，為唐詩開了一個新的紀元。我之寫詩，是與我的悲劇與生俱來的，生於動亂憂患，顛沛流離，作了四十餘年的浪子，眼觀六十餘年的春秋，是以我的詩也要旨在這個時代與它起點共鳴。比如我寫這十首「巴黎意象之書」，就是在化我的悲劇為昇華，故這十首詩的內涵，意像在此，而實在彼。這卷詩，是我於一九八三年三月間完成的作品。說起遠因，那就是我於頭一年九月去了巴黎。這時正是一個秋爽的天氣：氣候說熱不熱、說涼不涼，就我們的舊曆換算，那正是初秋與中秋的時候。應該說有好天氣就有好心情，而我與梅茵之去巴黎，本來是受吾義女金蘭與其夫婿樹根的歡迎去的，而且還安排我們住在一個德國小姐依麗莎白赫斯的家裡，此地就在龐畢度中心（Centre-Ponpidou）旁的一條街上，真有賓至如歸之感。就我來說，我是初訪巴黎，但我對法國種種並不陌生。說來巴黎是確有味道，比如香榭麗捨大道、豈旋門、艾菲爾鐵塔、塞納河、羅浮宮、凡爾賽宮、先賢祠、羅丹紀念館、歌劇院、雨果的房子、巴爾札克的故居、拿破崙墓、聖母院的鐘樓、紅磨坊……等等，這些都是為我所要造訪的。甚至像大貓餐廳、波爾多紅酒、法蘭西麵包，以及巴黎街頭那些廊腰式的咖啡小座，我也都樂於去品嚐。所貴的，我來巴黎並非隨團觀光，走馬看花，所行所止，都悉聽我的興趣。比如我能在亞歷山大橋上欣賞落日，塞納河一片黃昏，能發古人王維、李商隱等所未曾有的浩歎，這那是觀光團所能見得到的。而且有人陪我，從傍解說，為我照像，所至也都得益匪淺。要說我的一生旅遊痛快，是最唯巴黎藝都之行，不唯是人有人情、物有物情，就是巴黎道上的梧桐和石頭也都對我有情，因我自在自如，並非獨來獨往。

　　說來我並不曾想要為巴黎寫詩。因為寫詩是要賴想像飛揚的，而後纔能產生佳作。待我自巴黎回來之後，我的痛苦便隨之我的一些書信來了。是甚麼書信呢？它就是潛藏在我的意識裡的隱憂和煩惱，我曾把它視為悲劇。也就是說，我的悲劇不能豁免。這就像我曾種了一株悲劇的幼苗，在不經意的三十幾年間它竟長成一棵大樹了，而且枝繁葉茂。也就是說，我不能對這棵樹熟視無睹，說它的長成竟與我無關。當我就正在此茫然之際，有天方思卻給我來了一通長途電話，他說：「你自巴黎回來，該有收穫吧？」我說：「沒有收穫，只有悲劇！」後經他探明我的處境之後，他說：「別自我困擾了，你寫詩吧，就把巴黎當作詩材。」而我卻說：「詩從何處寫呢？連我的神經都失常了。」他曾倍加安慰的說：「你就照方吃點VITA-E和MEMO-REX吧！」一時我便被他委婉說服，這彷彿是意識形態的心理治療，只有詩纔是能攻病態的藥石。

　　關於巴黎，我曾知道很多。但我究竟該從何去寫巴黎呢？是該作個純醉感性的詩人曾在巴黎街頭散步，還是該去作個哲學家的思想詩人曾在巴黎街頭散步呢？應說這兩者都可，唯我並不屬意前者。這就是說，與其純粹，不如思想；與其思想，不如探求。因此我乃從後者出發，除在思想之外，我還想探求一點真知。是以我的這卷詩開始就不曾好寫，因為這是要知無不盡，盡無不言的。袁枚說：「骨裡無詩莫浪吟」。或如劉勰說：「登山則情滿於山，觀海則意溢於海」。可說詩就要兩者兼顧。但誰能骨裡有詩呢？就我所讀前人的作品來看：像屈原、陶潛、李白、杜甫、蘇軾等人之作纔是真骨裡有詩，而其他詩人的骨裡並不遑多見。也就是說，有些情到而意不到，或者是有些意屬而情不屬的。要說我的骨裡能否有詩？這很難說。比如說，我的骨裡有詩，那就要盡碎我的皮肉而只見骨；或者是要先折我的骨骼為筆，然後再蘸我的骨髓為墨，並把我的靈魂裁開為紙，這纔能寫出一點詩來。是以我寫這十首巴黎的詩，開始竟不知從何下筆。對於法國，我曾讀過他們不少的作品。諸如詩的：像雨果、拉馬爾丁、葛紀葉、波特萊爾、藍波、梵樂希等人之作。散文的：像蒙田、梅裡美之作。小說的：像巴爾扎克、福樓貝爾、斯丹達爾、左拉、莫泊桑、喬治桑等人之作。哲學的：像笛卡兒、伏爾泰、廬騷、柏格森、沙特等人之作。就知識來說，我仍知有限；但就觸類旁通來說，而我也算知之不少。像我最初於少年時涉及法國文學，就是以小仲馬的「茶花女」開始的，而後纔旁及羅狄的「冰島漁夫」。是以我要從知性來寫，並把這次去巴黎攜回的第一手資料攤開來讀，比如我曾讀美國哲學作家魏爾杜蘭（Will Durant）的《哲學故事》一書，我也曾翻閱來看，尤以有關《伏爾泰與啟蒙運動》（Voltaire and theFrench Enligtment）一章，它就是引發我創作的開始。關於伏爾泰，他給我有啟示作用。說是在一七四二年，當他在巴黎為上演他的悲劇《迷洛普》（Merope）川練一個女演員杜美絲妮小姐（Mlle.Dumesnil）擔任演出時，而她卻不能勝任達致伏爾泰的要求水準和高度。因此，他曾自抱自怨的說，除非她能附身一個魔鬼（the very devil）纔能把它演好。而伏爾泰答說：「這是真的，要是妳想在任何藝術上成功，就得附身一個魔鬼。」可見這一說法很有意義，演劇要不能入魔，又怎能演好一個角色？當然，我並不是想藉此題來寫我的作品，心想，入魔也可以入聖，與其去寫一首首魔詩，就不如化悲劇為昇華了。

　　其實，我就是一個悲劇的詩人啊！像我童年的悲劇、少年的悲劇、以及青、中、老年的悲劇，這又哪能是幾幕悲劇演得完的。換句話說，在這個世代人人都有悲劇，究竟又孰輕孰重呢？有的是曾因悲劇大好，有的是曾因悲劇而悟透原則，未嘗不因悲劇而起煥發作用。像屈原之有悲劇就是因演「離騷」而昇華的，像普羅米修士（Prometheus）之有悲劇就是因肯為人類盜來「火種」而昇華。是以我們要承當悲劇，不能讓悲劇一再重演。像方思之勸我寫詩，是否就旨在「移情作用」（Emp-athy）呢？且把我的感性投在另一個默想的對像之上，讓之昇華。寫我這一組詩，我是曾歷經考驗的。因為我要置我的心無旁騖，不受情感的干擾，寫巴黎就是巴黎；要說與我的感受無關，這也是不可能的。也就是說，我的情境曾非常之苦，當初寫第一首作品就寫不出來。稿紙亂撕、情緒亂動、煙頭亂燒，不知我將該「為藝術而藝術」、「為抒情而抒情」、「為現實而現實」而創作的？換句話說，沒有當前的「現實」，又哪有「藝術」和「抒情」呢？我總認為詩心是多彩的、詩筆是多彩的、感性是多彩的、而知性才更是多彩的。心想，就讓我的感性收斂。而讓我的知性出頭吧。我曾讀過《中庸》，在中庸中有一則說：「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這個「物」字在我的心裡起了作用。不在無物，就在有物，否則「無物」就是「虛無」了。是以我要抓巴黎為我表達的對象。因為巴黎曾經多采多姿的。無論文學的、藝術的、思想的、政治的……在這個世界上都曾經起過帶頭作用，彷彿法國就曾經是個悲劇的國土。它曾經有過輝煌，也有過暗淡。它曾經有過崛起，也有過衰落。也就是說，我的這組詩可能不是玫瑰的薰香，而是玫瑰的聲音，就請聽我的聲音吧！

　　我的聲音並非怨言，它是有調的玫瑰。就詩性來說，它是花叫的。就詩質來說，它實是像一粒麥子在金秋的時候播種，在歷經秋風、秋雨、秋霜之後，然後又歷經冬風、冬雪、冬冰的覆蓋，直到春回大地的時候才最健康的生出麥穗來的。尤其春風引起麥浪翻新，這才是作品大好的時刻。是以我的詩第一首就寫「香榭麗捨之秋」：

　　在這首的第一節詩裡，我就已把伏爾泰引了出來。當我在巴黎去法國的先賢祠（Le pantheon）走入他們的墓穴參觀的時候，第一個塑像引入我的眼簾的就是伏爾泰，身著長袍，其次才為盧騷與雨果等等。是以第二節寫了盧騷、第三節寫了雨果。這就是說，我不僅在寫巴黎的「香榭麗捨之秋」，還曾把他們法國三賢引進歷史。其實，在我的心上也自有秋：除巴黎的《梧桐之秋》外，還更有我心弦的《楓葉之秋》、《紅蓼之秋》、《葭灰之秋》、《飄蓬之秋》等等，像是在我比巴黎的梧桐還更多秋意。

　　寫這首詩，我曾難苦異常，為了想為他們擺平一個地位，詩有特色，我曾改寫再三，是要它突出一個層面，為這卷詩的翹首。當我寫了第二首《亞歷山大橋之燈》之後，我才與方思通了電話，說我已經放心寫詩了。而他卻倍加慰勉的說：「你要不寫詩，我哪有詩讀？」他真是善體人心，語言有味，彷彿仍在促我繼續發揮下去。雖說他還未看詩，就已經在說好聽的了，因此反更讓我謹慎和警惕起來。當我寫了四首之後，我們才約定見面，而我也正虛心得很，就真怕我的新作不能為他接受？這天他遠從新澤西州趕來紐約，來回都要五個小時。我們曾先在唐人街一家書店聚首，然後才去聚香園小吃，又再去小義大利街一家「La Blle Ferrara」去喝咖啡，當坐定之後，這才讓他從容不迫的看詩。說來我們已是三十四年的老友，從一九五○年開始，因此我不怕他笑話，看我的詩好與不好！

　　關於方思，我們是初從臺灣認識開始。那時他是早在一九四八年就已自上海來臺教書，並早在中學時代就已創作，曾出版詩集《時間》、《夜》、《豎琴與長笛》、《方思詩集》、譯著裡爾克的《時間之書》等五種。尤以他的詩風沉著自然、語言勁健凝練，在當時一片文學荒原的地上幾無出其右著。要說他是個現代詩人，也才是最先把西洋文學與中國文學凝合起來的第一人，貴在他不曾喊過「反傳統」的口號，詩就是詩。早期他就曾去過歐洲，而後才來美深造。是以他曾在詩壇沉寂達二十年之久，但他的影響不衰。我與方思，應該說是當時青年的遊伴，因當時臺灣寫詩的人寥若晨星，我們曾經常是覃子豪、楊念慈、李莎等五人在一起喝茶。可說開當時臺灣詩風的份子也少不掉我們這幾人。在他看過我的時候，他說：「寫得好極了。」但我想他是客氣話，否則我不是白寫幾首詩了。因為寫詩並不是易事：像在少年寫詩，可以胡謅；像在中年寫詩，才知檢點；像在晚年寫詩，就應是金石的語言。是否我已達這個層次，這很難說，因我還不是客觀的。總之，他已給我一個較客觀的意見，好與不好自己也該知道。說起方思，他曾二十年不寫。在他有個原則，他不原投稿，而且他非有認為滿意的刊物不寫。記得前五年我們幾位旅美的詩人──方思、鄭愁予、楊牧與我──在我家曾有次集會，興議辦一本海外詩刊《詩象》，為中國文化與中國詩人服務，包括創作、詩論、譯介都有，並屬意我來負責編務，因為他們都在美國大學裡教書或作圖書館長，都不太空閒。現在我想真是罪過，並不曾符他們的願望去作。想是怕編務困難，不克勝任？但自此而後，我卻不曾與方思再幾過連繫。而他這幾年已在創作，而且作品一首比一首紮實，舉一個例說，我曾要讀他的新作。

　　詩《衛風》說：「瞻彼淇澳，菉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關於方思的新作，我想就此作個介紹。當他沈默後的第一首作品就是我先讀的。記得這天我們也是在唐人街聚首、在咖啡館見面，當我讀他這首詩作──題名《輓鐘》──我曾不禁為它朗誦起來：

　　讀這首詩，韻節鏗鏘，而且詩如鐘鳴，噹噹在響。我說：「方思，你這首詩寫得好呀！」此聲不僅如聽鐘鳴，還如聆雅樂。李白說：「大雅文不作，吾衰竟誰陳？」誰能說在我們的現代詩中就無雅風呢？當時他聽我朗誦也曾喜形於色，我說：「你該像梵樂希沉默二十年後多寫詩吧？」就他這首詩說，我曾產生不少聯想。李白說：「為我一揮手，如聽萬壑松。」這是李白的琴聲在引起共鳴。杜甫說「夜深殿突兀，風動金琅璫。」這是杜甫的鈴聲在引起共鳴。方思寫這首詩有許多不可言宣的意象，是一種人性的金石之聲，我不願為他強加解釋，彷彿一經解說就無味了。隨即我又曾聯想到張繼的《楓橋夜泊》說：

　　這首詩也旨在有鐘聲共鳴，給夜半江上客船的旅人有一種寂寞的慰藉之感。而方思的層面卻較大些，說「無人僅是一座島」，他的鐘聲應不是真有鐘聲，而是思想的鐘聲，彷彿一個生人無人同情而由他來倍加撫慰一樣。方思說：「寒山寺，我曾經去過。」我說：「去與不去都是一樣。要是沒有一個詩人把它的形象予以昇華，誰又知道個寒山寺在哪裡？」而且我還說：「方思，你這首詩是更『陽春白雪』的，將『曲高而和寡』，未見得為『下里巴人』所欣賞？」他說：「管它的呢？」因此我們兩人曾相視而笑。我認為他這首詩就具有悲劇的精神，人性芬芳，而有美感，是非一個泛泛之輩的詩人所能感受得到的。　　

　　方思就這麼令我欣賞，而後他又寫《杜鵑》發表，他名之為「第三型」，這又是一首妙作，在詩的形式、語言與構成上真給人耳目一新，可是能欣賞這首作品的也不曾見人提過，倒是後來就只愁予曾對我說起這首之好，而且準備評它。其實，他的好作還有，像他現存在我手中的《WELKOM SPRING》與《橋》兩首，以及其他的作品還多，而他卻一點不想急於發表。尤其，我喜歡這兩首作品，像《WELKOM》一字我本不認識，他說這是荷蘭字，也就是英文的「WELCOME」，原來他是從欣賞一個荷蘭畫家的作品畫題而來的。這豈不挺有意思。說來他這幾年凡每寫一詩都拷貝一首給我，而我也如獲拱壁。但我卻不曾寫詩，不是我不想寫，而是我的悲劇情緒不能調整過來。

　　現在我之寫詩，無疑是方思的貢獻，因為們兩人曾悄悄的常在紐約聚首，並互通電話。像我這十首《巴黎意象之書》就是為他促成，而且一首一首都經他過目。比如：當我寫了四首，他就看了四首；寫了六首，他就看了六首；寫了八首，他就看了八首。而他每看一回，就說寫得極好，究竟是真好還是假好？我不得而知，這反倒更增加了我心理的負擔。因此他每看一回，我就加改寫，像《香榭麗捨之秋》我就曾改寫二十一次，他就看了十回。方思說：「你何必不把它出個集子呢？」我說：「方思，出個集子，就這十首詩嗎？」「有甚麼不可以的，該加註的就把它們註上。」我不禁喜形於色的說：「那得請你作個序了？」他說：「好的，你再加一個後記。」隨後，他又加補充的說：「還可再附加十畫格圖片。」他這番話，是真說得我很心動的，倒不是因他建議出書，而是我這十首詩已有可讀性了。他屢屢說我寫得極好想不是假的。因此我曾鬆口氣說：「方思，這十首詩好難寫啊，在你寫首好詩時，也是這樣嗎？」他曾笑而不答。寫這十首詩，我不僅在寫，而且在讀，甚至反覆思量，因我要把我的悲劇情緒昇華起來，要別抱一種自然與含蓄的詩心。是以我曾寫它們半年，從方思於一九八二年十月初建議寫起，

　　說起加「註」，這又傷我的情感了。其實，詩是不必加註的。彷彿自古以來，古人就是這樣。比如我讀《屈解精義》、《靖節先生集》、《李太白全集》、《杜詩鏡銓》，像屈原、陶潛、李白、杜甫就都不曾為詩加註，而所註的都是後人之作。說來後人註書考證，這是在做學問，而不是創作，是以詩人就不宜做考證學家。不過，古人的書總是要較好註的，因為自三代以下，文史都不出國土，只要盡讀古人之書也就註得出來，沒有太難。但其間也有例外，像屈原的作品就不大好註，例如《離騷》中的《女嬃》，有人說是屈原之姊，又有人說是屈原之妾，這個命意就差得太遠。要是屈原自註是他的姐姐，這就不會把「姊」當「妾」的公案了2例如陶潛的詩是很平易親人的1就是不看註也可讀懂1但他的8述酒9就不知所云。黃山谷說：「此篇有其辭而亡其義，似讀異書所作，其中多不可解。」心想陶潛還只是晉人，那時又有何異書可讀？要是他註了出處，又曾自剖命意，也就難不到黃山谷了。而今我們讀書，有時就得涉及世界，甚至東麟西爪、南轅北轍，竟與中國本土文化大異其趣。至於我的詩要予加註，這原是方思的一片好心與高見，因我所寫的不是中國，而是法國巴黎，彷彿我們現代的知識份子或詩人──不僅要讀些中國書，還要更多讀外國書的，是以我的這卷詩就該予以必要加註。就方思來說，他應學貫中西，而且他還曾作過美國大學裡的圖書館長，是真博士鴻儒，他豈不曾坐擁書城，航過翰海來，像他這個詩人兼學者的建議，我能不接受。心想就是加註，也不見得能讀者盡解？因詩有其悲歌與美感混凝，這還是要賴有心人去看的。當我加註之後，方思的序也為我作成。他說：「老友新作，別樹一格，遂忻然從命。」又說：「若《巴黎意象之書》傳之後世。而序亦賴此以傳，幸耶緣耶？」他真為我過譽，也該叫我臉紅，因此我的後記反難寫了。彷彿這不是顧前，而是慮後，以致我竟一年不能順意脫稿。這就下說，我該怎樣去寫？長思久考，我乃立它為《詩的昇華之說》。不僅不涉自我的一面，而且是有其生氣的，只有這樣才能克竟其功。最後謹向方思特伸謝意，非他叮囑和鼓舞我不能完成此書，是為後記。

花叫

彭邦楨（1919-2003）是著名的湖北籍台灣旅美詩人。他十五歲時即開始寫詩，少年時代便在家鄉黃陂縣頗有詩名。一九三九年，他考入成都軍校，畢業後在重慶任少尉排長，二十五歲時隨青年軍赴印度遠征。一九四六年供職於國民黨國防部新聞局，後隨軍開赴台灣，在軍中任職直至一九六九年退役。一九七三年，彭邦楨在出席第二屆世界詩人大會時，與美國女詩人梅茵·黛麗兒(MarioneDarreu)相識於台北，一九七五年在美國紐約結婚，現居紐約。童年時期積累起來的豐富的舊學底子，使得彭邦楨的詩作具有濃郁的傳統人文意蘊，並道致後來萌生出將現代詩納入一定傳統規範的嘗試。

五十年代初期，彭邦楨從大陸走上台灣詩壇這塊詩歌的荒漠，和當時少數幾位詩人披荊筆耕。一九五一年，襄助紀弦創辦的《詩志》，復辦《現代詩》難志。後來紀弦成立“現代派”，宣言“現代詩是橫的移植，不是縱的繼承”。不久，覃子豪等組織《藍星》詩社，接著洛夫、瘂弦、張默在左營又組織《創世紀》，在五十年代的台灣詩壇發起“主知”，“主情”和“超現實主義”的論戰。彭邦楨和論戰的三方都保持著友誼，卻沒有加盟任何一方。他所以拒絕加入詩社，起初是不滿紀弦“西化”的觀點，繼而不願看到詩壇的分裂而婉謝《藍星》的邀請。自此彭邦楨宣布“不是任何一派同路人”，“不再給任何一方寫稿，自創個人寫作路向”。直到一九六九年各派聯合成立《詩宗社》時，才出任主任委員。因此，彭邦楨在台灣詩壇的位置，是任何把詩史當作社團史來寫的作者所無法定位的。彭邦楨的新詩創作也因此未曾受到太深的“現代”的洗禮。

彭邦楨詩的風格的形成約在詩集《花叫》以後。其早期的詩集《載著歌的船》（一九五三）和《戀歌小唱》（一九五五），以輕靈的節奏抒寫浪漫的心緒，雖然以其明朗的詩風迥異於當時詩壇愈演愈烈的遲滯與晦澀，但無論思想或藝術，都顯得比較輕淺和直白，個人風格並不突出。直到《花叫》這部大多寫於六十年代後期，出版於一九七四年，距第一部詩集已逾二十年的詩集出版後，詩人“自創個人寫作路向”的心願，才因漫長歲月的探索與努力而見出端倪。

作為中國詩歌發展重要分支的台灣新詩，在經歷了始自五十年代中期“現代派”道路的求索之後，幾經曲折，又於七十年代後期走上回歸之途。出版於此際的詩集《花叫》，其引人矚目的是它的抒情方式和特殊的節奏類型。在詩集裡，詩人一反現代詩“不落言詮”的純詩理論，也不作各種現代手段的語言表演，或依靠意象，象徵的對應關係。他遵循傳統的直切的抒情路向，圍繞一個中心，或人或事或物或景，形成一個“詩想”，然後通過想像和聯想，一波一波地輻射開去，在直接的傾訴中，藉助長句的突然切斷和跨行，

這首詩的核心是由對故鄉樣子的回憶而引出的“鄉愁”沿著這一“詩想”出發，層層拓展開去，由地理位置而自然環境而春天風景而春耕夏種，由對童年印象中的故鄉樣子的描繪，“鄉愁”的主題歸至：現已不知它是什麼樣子。這一層一層的回想，幾乎全靠直抒，也不避諱散文化的連接詞，在切斷、跨行和接續中，造成連綿不絕的節奏效果，從而造成層層逼迫的感情衝擊波。《花叫》的抒情方式奠定了詩人此後創作的抒情風格。

《花叫》以後，彭邦楨出版了《彭邦楨自選集》和《清商三輯》、《巴黎意象之書》等詩集。這些都是詩人一九七五年與梅茵·黛瓦兒結婚並移居紐約後的作品。去國赴美，詩人有一種“被放逐了”的感覺。在異國的文化氛圍中，最強烈的就是故國情思和文化鄉愁。這兩部詩集，都是這一感情背景的產物。《清商三輯》之一的《清商之戀》十首和之二《清商之風》十首，均是對台灣和大陸的追懷；《清商之興》包括的《春興四首》和《冬興四首》，則寫的是浸透著傳統文化風韻的松、竹、梅、鶯、燕、杜鵑、鸕鳩等。由此可見這些詩作的內容幾乎都是對故國人生的回味。在形式上，這個時期的作品沿著《花叫》的抒情方式，詩人一方面接受西方文化的衝擊，一方面又潛心攻研中國格律詩，以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一反現代詩廢韻主張，以現代詩的精神試寫押韻的現代詩，進一步尋求納入傳統的某種規範。彭邦楨創造的這種被稱為“現代白話格律詩”的新詩品種，每首都有固定的節數和行數，一般是‘四、四、三、三、’四節共十四行，按唐詩押韻。但在押韻上也並不完全依照古詩押在韻腳的習慣，而是錯落地押在一行的中間或末字，用標點斷開；亦不一韻一底，常常轉韻，從而造成鏗鏘交錯的音樂效果。如前文所引的《故鄉樣子》一詩，就是這種現代押韻詩的典範之作。這些詩所遵循的不僅有中國古典詩歌的規範，似乎還有英國十四行詩的格式。而且隨著音韻而來的，還有語言的制衡。在現代口語中，交替引出文言詞彙，古詩意象，更豐富了這些“試作”的傳統意蘊。據作者自己說，這些詩寫得很苦，是刻意之作。相對來說。他的有些即興之作，如在大陸廣為流傳並被多次譜曲演唱的《月之故鄉》，卻反倒更為流暢、親切和感人。

除詩之外，彭邦楨還出版了散文集《情感散記》、《虛無與自我》及廣播評論《短詩選集》之一、之二。曾獲得巴基斯坦自由大學榮譽文學博士學位。從事過多種文化建設工作。

自從1980年，他的代表作《月之故鄉》兩度譜曲後，幾乎成為世界各地華人抒鄉情、解鄉愁的心中之歌，幾乎唱遍世界所有居住華人的地方。

今年(1991)3月19日，驚悉“玫瑰詩人”撒手人寰的噩耗。筆者專門為黃陂一中撰寫了一篇有關“玫瑰詩人”校編教材，以寄託家鄉後學們對詩人的哀思。

近日，在紀念“玫瑰詩人”的歌詠會上，首先由黃陂一中的幾名少女吟誦起了詩人那首名作：天上一個月亮/水裡面一個月亮天上的月亮在水裡/水裡的月亮在天上低頭看水裡/抬頭看天上看月亮/思故鄉一個在水裡/一個在天上。

這首鄉愁名篇，語意淺顯，意境深邃。它分明是太白“窗前明月光”現代版。家國之痛，離亂之苦，分隔之悲，盡寓其中。

特別是由率真的少女學生娓娓唱來，不禁讓人心酸以至淚落。我並不是一個格外多愁善感的人，倘若是一把滄桑的聲音唱來，感染力也許更強，但未必能夠賺到我的眼淚。真正打動我的原因是，那麼美好、純淨的聲音，帶著小心翼翼的祈願與希望，卻籠罩上一層洗不掉的痛苦與陰影。她們的內心或許無法真正體會這種痛苦，她們的歌聲卻成功的表達了出來——這正是訓練有素的緣故。儘管那些街頭賣唱的小女孩子，更懂得漂泊之苦，但她們的歌聲卻顯得輕浮做作，難以引起人們的共鳴。

彭邦楨先生祖籍湖北黃陂，1919年生於漢口。他生前不僅因執掌了五年世界詩人資料中心“帥印”而出名，而且他走到哪裡就把“詩玫瑰”的芳香撒向哪裡，他因此榮獲世界桂冠詩人獎、世界詩歌金牌獎等殊榮、國際文化藝術中心“終身貢獻獎”等。

筆者第一次見到“玫瑰詩人”是1987年。當時，我正帶著高中學生在山鄉搞社會調查，突然，一個當地學生跑得上氣不接下氣地告訴我：“裴老師，大彭家灣來了一對美國夫婦，我們不妨去現場採訪採訪。”由於我主編的《校風》報有一個《八面來風》的文學欄目，正好需要這方面的內容。於是，我就吩咐大家背著照相機，迅速來到目的地。

這時，閃入我們眼簾的是一位高鼻凹眼，頭頂就象一個飛機場，從外形看是一位典型的山姆大叔的長者，正與一位穿白底蘭花的黑人女士，虔誠地跪在一個修繕一新的墳頭前，手裡各拿著三柱香，在插入墳頭之後，又磕了三個響頭。我當時覺得好生奇怪，這位美國人怎麼對我們中國傳統民間習俗這麼熟悉呢？

後經介紹才知，他就是我們黃陂同鄉、轟動世界詩壇的“玫瑰詩人”彭邦楨先生。彭先生不僅其詩作洋溢著玫瑰的芬芳，充滿了傳奇色彩與詩情畫意。

彭先生告訴我，他生平有過六次訂婚三次結婚的紀錄，但他認為：“人生最幸福的，是隻結婚一次。”他到了中老年時與美國黑人詩人梅茵·戴諾（Marione Darrell）女士因詩結緣，一時間，成為轟動世界詩壇的新聞。

那是1973年11月12日，第二屆世界詩人大會在中國台北召開，彭邦楨作為“中國詩人代表團”副團長欣然與會。當晚7時許，作為東道主的彭邦楨卻被一位嬌小玲瓏的黑人女詩人的奪心美感所吸引，他立即走上前去說：“我是彭邦楨，很高興認識你，我能為你做些什麼嗎？”

“謝謝你，我叫Marione Darrell，來自美國。對你們中國文化很感興趣。今晚我正愁吃中餐沒嚮導呢，這是不是上帝有意的安排，把你降臨到我的身傍。”女詩人喜上眉梢地答道。

於是，他們雙雙來到一桌盛滿中餐的大拼盤旁，一邊品佳肴，一邊吟風弄月起來：

然後兩人異口同聲地齊誦：“當我們的手與手歌唱：我們便這樣擁抱一個宇宙。”……

自此，一條越洋紅線便把這兩位詩壇巨匠連在一起。彭邦楨接下來應世界詩人資料中心主席的邀請前往美國，不久，彭邦楨與梅茵．戴諾女士共同擔任世界詩人資料中心主席。

梅茵．戴諾歷任美國紐約韓特學院校長、美國傑出教師，她不斷從先生那裡吸收中華文化的營養，先生則從夫人那學習用英文寫作，並成功地在紐約頗具影響的C頻道電視台專門開設了由他們主持的“電視詩歌”。

彭先生認為，詩歌的未來在於青少年，為何不因勢利導爭取在這座聯合國城召開一次世界青少年詩人大會呢？所以，在彭氏夫婦的精心策劃下，於1979年在紐約甘乃迪中心召開了第十屆世界青少年詩人大會，引來了世界各地成萬餘名青少年參加。西方媒體形容，當時的紐約簡直成為詩歌的海洋。

他（她）們的真誠與執著，譜寫了一曲中西璧合的愛情頌歌，也為世界詩壇抹上了一筆絢麗的色彩。

1998年，筆者接到《中華英才》大型畫報的約稿來電，讓我寫一篇“玫瑰詩人”的詩玫瑰的特稿。尤其需要詩人夫婦的精美照片十幾張。可是，我手頭上卻只有五六張彭氏夫婦的照片。

為此，我撥通了彭先生在紐約的電話，當時，儘管他正在病中，說話上氣不接下氣，但他仍表示還將在詩壇上為把中國詩歌推向世界，把世界詩況介紹給中國作一些力所能及的事。

前兩年，家鄉成立海外聯誼會，想聘請彭先生擔任會長，讓我徵求一下詩人的意見。當我撥通彭先生在美國的電話時，對方回答卻是一位女士，而且講的是一口流利的英語。我就冒昧地問一句：“您好！請問您是彭夫人，Marione Darrell女士嗎？”“您好！我是Marione Darrell！請問你是哪位？”“我叫裴高才，是彭先生家鄉人。你們第一次返鄉掃墓，我們曾經巧遇，不知夫人記得不？”“記得，記得，不知我能否為你做些什麼？”“夫人，我找彭先生有點事，能否請他聽電話？”“對不起，裴先生，彭邦楨現在正在醫院住院。請您留下您的電話號碼或過兩天再打來，好嗎？”

兩天后，當我與彭先生通上電話時，他告訴我，他住院長半年之後剛剛出院。有一次手術竟長達6小時，休克了8次。幸虧他在夫人的精心照料下，才大難不死。在談到聯誼會的意圖時，他說由於身體原因，還是擔任名譽顧問為宜，以免辜負家鄉父老的重托。

彭先生雖然外形酷似山姆大叔，且入美國籍，娶黑人妻，但骨子裡仍然流淌著中國血，他生前一直寫東方詩、唱中國歌、講黃陂話、戀桑梓情。

1987年8月24日，彭先生夫婦一踏上故鄉黃陂的熱土，看到鄉親們用串串爆竹和飽蘸深情的“鄉情似海”的條幅相迎。頓時，他激動得熱淚盈眶，以一口地道的黃陂話對親人說：“我在國外是多麼想家啊！我一踏上歸程就恨不得一步到家，今天終於感受到了家鄉的溫暖……”然後，他又話題一轉，指著梅茵女士說：“我倆的結合在美國登了報，幾乎全世界都知道了。她既然嫁給了我，黃陂就是她的家鄉。我這次是專門帶她回來尋根謁祖的。”

當他們夫婦登上了荊楚名岳木蘭山，站在古色古香的木蘭牌坊，夫人激動得不能自己地說：“木蘭勝景美不勝收，比我夢想中的景色還要美麗，真是不虛此行啊！”臨行前還欣然命筆，感謝家鄉對他們的一片深情。彭先生則詩興大發，吟詠一首《題木蘭山》：“風清鳴翠竹/雲淡攏青山萬壑歌流水/嘯天花木蘭”。

1993年，他與另兩位黃陂籍“七月派”詩人曾卓、綠原等24位海內外詩人共同發起成立了國際華文詩人筆會。會上，他與同行切磋詩藝時說：“我在國外經常用黃陂方言寫作。有人不解地對我說：‘你怎麼總是那樣念念不忘那些土語。’我對他們說，就中國而言，我對屈原、李白、杜甫十分推崇。而楚文化博大精深，語言內涵奧妙無窮，是中華文化的精華。而且三楚大地詩人雅士層出不窮。古時候的孟浩然，屈原也是典型代表……”在一旁的詩人田野、徐遲說：“今天到會的就有你們三位頗富盛名的黃陂籍詩人，看來這都是楚語魅力啊！”

---------------------------------------------------------------------------------------------------------

花叫詩人彭邦楨 / 何均

春天來了，這就是一種花叫的時分。於是我便
有這種憬悟與純粹。櫻花在叫，桃花在叫，李花
在叫，杏花在叫。像是有一種秘密的琴弦在那
原始之時，就已植根在這沉默的設計之中

叫啊，這才是一種豐盈的洋相。於是我曾在
一隻貓眼裡看見花叫，於是我曾在一隻狗眼裡
看見花叫，於是我曾在一個女子的眼裡看見
花叫。當她們曾經想在春天裡咀嚼我的舌頭

而春天也就是這個樣子的。天空說藍不藍，江水
說清不清，太陽說熱不熱。總是覺得我的
舌頭上有這麼一隻鷓鴣，不是想在草叢裡去
啄粒露水，就是想在泥土裡去啄粒歌聲

叫吧，凡事都是可以用不著張開嘴巴來叫
的。啊啊，用玫瑰去叫它也好，用牡丹去叫它
也好，因而我乃想到除了用眼睛之外還能用舌頭
寫詩：故我詩我在，故我花我春

這是台灣詩人彭邦楨1970年寫的名詩《花叫》。想象之豐富，思維之奇特，意象之新穎，結構之整飭，可謂上等妙品，讀之耳目一新。正如《彭邦楨詩選•詩人簡介》說：“彭邦楨博覽群書，尤鐘於文學論述，因而嘗以為‘籠天地於形內，挫萬物於筆端’。其詩意象豐富，沉鬱淵深，且感應靈敏，故可聽得花叫的奏鳴。”這正是詩人盛年之作。《花叫》詩在台灣各大院校巡迴朗誦，風靡一時，獲得極高的讚譽。彭邦楨被稱為“花叫詩人”，可謂實至名歸。我有幸能讀它和知曉詩人，已是34年後的2004年了，詩人已離開人世一年多。我參加詩人彭邦楨紀念詩獎的徵稿大賽，很榮幸拙詩《春的光華》獲紀念詩創作獎，得一座獎牌、一本《詩象》雜誌和一本《彭邦楨詩選》。朋友問我得了多少獎金，我說沒有。他們先不相信繼之遺憾，而我已滿足了。從此，我才有機會品讀詩人。
詩人彭邦楨（1919—2003），湖北黃陂人。抗戰爆發，投筆從戎。1949年，至台灣，妻兒遺留大陸。1950年，獲中國文藝協會頒發的詩歌首獎，結識鐘鼎文、覃子豪、紀弦、方思等知名詩人，詩名雀起。1953年，出版第一本詩集《載著歌的船》，詩名大噪。1957年，與墨人主編《中國詩選》，深受好評。 1969年，退役，結束軍旅生涯。1970年，與詩友創立詩宗社。1973年11月，參加第二屆世界詩人大會，結識美國女詩人梅茵•戴麗爾博士（Dr.Marion E. Darrell）。1975年2月，應世界詩人資料中心主席洛托博士之邀飛往美國，2月26日，與梅茵•戴麗爾締結良緣，傳為中美詩壇佳話。先後榮獲巴基斯坦自由大學名譽文學博士、世界桂冠詩人獎，當選世界詩人資料中心主席。之後，每年參加世界詩人大會，足跡遍及世界各地。1991年，邀請方思、宋穎豪、尹玲與陳寧貴協力，獨資創辦《詩象》年刊。晚年仍筆耕不輟。現有《彭邦楨文集》行世。
詩人彭邦楨的創作大致可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1948—1960），是詩歌探索時期。詩人出版詩集《載著歌的船》（1953）《戀歌小唱》（1955）《詩玫瑰的花園》（1956）《鹿苑》（1960），以《載著歌的船》為代表。詩風明快、向上，如“土地都洋溢著微笑，/ 河水都奔流著快樂，/ 重建愛情的城市和鄉村，/ 重建一個新鮮而健康的家園。”（《載著歌的船》）。多用重章疊句，前後呼應。如《歌在春天》首尾兩詩節都是“啊！歌在春天，/ 春天在這美麗的國家”，只不過首節末尾用逗號，末節句號；而《載著歌的船》的首尾兩詩節也大體一樣。這是《詩經》常用的手法。詩集《戀歌小唱》的詠物詩別具特色，如《一片樹葉》：“一片樹葉從樹上飄落在我的手中，/ 為什麼它不向天空飛去？/ 這是牛頓說的：/ 蘋果落在地上的定律。// 你想，這發明該多愚蠢啊，/ 不然，我大可向太空裡自由的來去，/ 何必一定要同我們地球的人類相處？/ 為了清靜，且讓我上天去讀書。”想象奇特，饒有情趣。這一時期的詩歌，明快向上的詩風雖有別於當時詩壇的晦澀南懂，但思想和藝術都較淺白，個人風格還沒形成。
第二階段（1961—1974），是詩歌成熟時期。詩文創作日豐，散見各大報刊。詩人連續出版散文集《情感日記》（1965）《虛空與自我》（1968），文論集《詩的鑒賞》（1971）《品茶與論詩》（1971），詩集《花叫》（1974），以詩集《花叫》為代表。
1974 年，詩集《花叫》問世，詩人贏得崇高聲譽。詩集收錄1960年到1973年的創作，是詩人創作的里程碑，標誌著詩人創作的成熟，而且形成了“彭邦楨體”或者“花叫體”，如《花訊》《聯想》《茶經》《誕生》《花叫》《風之流》等。這些詩形式相對整齊，頗有聞一多先生提倡的“建築美”——現代白話格律詩，看《花叫》詩便明白。詩句散文化，親切，流暢，如“茶給我解飲，我給茶寫詩，於是茶便與我同情 / 同一種孿生的情感與風貌：因而我乃想起 / 一種茶經來了……”（《茶經》）。多用賦的表現手法，也即鋪排，層層推進，內蘊豐贍，如“……開始呼吸 / 閑逸，開始吮吸寧靜，開始又睜一回眼睛 / 來看……”（《誕生》）。語言典雅，文白相間，而且多有新意，如《聯想》“……亦如風之掀起黃沙，黃沙之涌起雲層 / 雲層之席捲落日……”“當春天還是這麼春著，花開還是這麼花著的時候”。詩人“遵循傳統的直切的抒情路向，圍繞一個中心，或人或事或物或景，形成一個‘詩想’，然後通過想像和聯想，一波一波地輻射開去，在直接的傾訴中，藉助長句的突然切斷和跨行，成一種連綿的節奏和心緒，從而獲得特殊的藝術衝力”（阿弘《旅美詩人彭邦楨論》）。
另外，還值得一提的組詩《純粹的美感》，由《手》到《結著領帶的男子》十二首情詩組成，是詩人1973年11月18日到1974年2月14日，近三個月的時間創作的，獻給美國女詩人梅茵•戴麗爾，從中可以看到詩人的一片純情、真情、痴情。如《夜》：

黃昏了，我的夜已到了印度與非洲的
森林。在那裡我已聽到虎嘯，聽到獅吼，
而且還更聽到Marion在那裡均勻的呼吸
之聲，此刻她正酣睡在我的夢腕之上，
因我就是一個詩人與戰士，所以也願
是Marion的守護之神。

而愛情就是保護啊，因此我就要夢在
你的身邊作一名冠軍，別為一些精靈
前來騷擾，也別為一些夜梟或蝙蝠前來
驚駭——因為此刻這個世界多麼黑暗
——當太陽沒入泥土之後，就是有幾顆
閃爍的星星，這又管何用？

Marion，你就這樣每夜每夜睡在我的
思念中吧，或者你就是一粒紅豆常在
我的眼中睡眠。

這是詩人給Dr.Marion E. Darrell之書的第二首。如此痴情純情的男子，才華橫溢的詩人，哪個女子又不動心呢？更何況梅茵•戴麗爾博士本身就是一位詩人？
第三階段（1975—2003），是詩藝日臻化境時期。詩人遷居紐約，周遊世界，先後出版詩集《巴黎意象之書》（1985）《清商三輯》（1986）《秋之青天》（1990）。《巴黎意象之書》多為異國風情，詩藝爐火純青，如《香榭麗舍之秋》《凡爾賽宮之賦》《聖吉爾曼之思》《大貓餐廳之夜》《協和廣場之聲》《紅磨坊之舞》等。《清商三輯》多為鄉愁和故國之思，如1977年聖誕夜在紐約創作的《月之故鄉》：

天上一個月亮
水裡一個月亮

天上的月亮在水裡
水裡的月亮在天上

低頭看水裡
抬頭看天上

看月亮，思故鄉
一個在水裡
一個在天上

詩明白曉暢，鄉愁濃郁；1980年6月，經延生、劉慶譜曲之後，風靡華人世界，就像李白《靜夜思》，婦孺皆知。這為詩人贏得“月亮詩人”的稱號（見四川詩人梁平的詩《月亮詩人——致台灣詩人彭邦楨》）。《秋之青天》多為讚美大自然，詩情洋溢，聯想豐富，如《秋之紅葉》《秋之蘆花》《秋之北雁》等。詩人83歲高齡，在紐約市醫院為“九一一”有感而作的詩《紐約•第五大道之聲》：

清醒頭腦，認識這一場恐怖與浩劫。
所幸不是雲霄，不是空氣，不是陽光；
所幸不是園圃，不是奇花，不是異草；
所幸不是吾這老叟及第五大道！

所幸吾還不知老往何處：是清都？
是蓬萊？是暘谷？是咸池？是木蘭山？
茲據子曰：與善人居，如入芝蘭之室；
久而不聞其香，與之俱化矣！

是故吾嘗想與屈原同游：不論湘江
還是汨羅，旨為學離騷；是故吾嘗欲上
草堂問杜甫學律：感時花濺淚！

是故吾又亟思朝覲上帝：哈利路亞，
主喲，緣何還不給這世界顯靈：以恕
止恨？以仁止暴？以止殘忍？

詩人未老，“頭腦清醒”，躺在醫院仍然關心現實。開首以憤激之詞來表達自己的憤怒；第二詩節寫自己不逃避，人啊，要與人為善；第三詩節追思屈原杜甫，“學離騷”“感時”，都是不忘殘酷現實；最後，詩人祈求上帝，祈求主，開出救世良方——恕、仁、善，這又是典型東方的、中國的，表達詩人對和平的熱愛。而詩本身揮灑自如，亦文亦白，引經據典，渾然天成；漢文化意象頻繁出現，更加豐富詩歌的傳統意蘊。
於此，由於能力和水平有限，而手邊只有《彭邦楨詩選》，未能深入研究，所以，我只能勾勒概貌，得其外形。而詩人的神——詩與詩人的精髓——有待更多的方家去研究。我寫此短文，一為緬懷詩人，二為拋磚引玉而已。

2006年10月14日—17日於普明村。10月25日修訂

我認識的詩人彭邦楨 / 宋穎豪

我之認識詩人彭邦楨先生緣於1953年。那年，他的第一本詩集《載著歌的船》出版，我是在高雄大業書局看到這本書，深為激動。因為在當時苦澀的詩壇，忽然出現了饒有詩趣，意象鮮活，且抑揚有致的詩品，的確令人奮舞。於是我便斷然花掉了我半個月的薪資購得一冊，但始終未能有緣認識這位詩人。

1955年春，我考進軍官外語學校英文班第五期，因緣際會，竟然步上譯詩這條艱辛之路。曾以拙譯《朗費羅詩選譯》，結識了詩壇前輩覃子豪先生，後因覃先生的愛顧與鼓勵，一往直前，優游其中，樂譯而不疲，猶能獨得其樂。

可是，我之與彭邦楨的晤面，則是1968年秋後之事了。當時我剛從金門輪調回到台北，才有機緣，又有時間，經常利用公余，前往位於台北峨嵋街的作家咖啡屋。當時允為台北地區文藝界人士薈聚之處。除彭邦楨之外，羊令野、洛夫、向明、辛郁等都是座上的常客。當時，我也答應了定期為羊令野主編的《詩隊伍》譯介美國詩選。隨後，寫詩的朋友們基於共同理念，成立了“詩宗社”。記得在一次座談會中，我曾為新舊詩的合流，建議定期邀請知名的傳統詩人或學者，交換意見與經驗，以增進新舊詩的藝術境界。可是當時的寫新詩的朋友們，銳力精進，意氣風發，故而未能有立竿之效。

作家咖啡屋歇業之後，大家的活動轉移到國軍官兵活動中心三樓茶室。那時，彭邦楨和我正致力於十四行詩的創作。我們共同討論過十四行詩的源流、分派、以及其輸入我國後之青藍輝映的發展狀況。稍後，我考進輔仁大學夜間部英文系，因課業與稿債的關係，而中輟了十四行詩的撰寫；可是彭邦楨對十四行詩鍥而不捨，一往直前，經之營之，益求精進。他特意在詩中植入迭現的音韻，抑揚頓挫，起落有致，且內韻的綿延流長，卓然有成，可謂獨步於詩壇。當時，我也曾建議他應當繼續努力，堅持創作下去，必然有所突破，有所創建，開拓出煥然一新的風格，而為新詩創建一新的風貌。這時候，彭邦楨的一首《花叫》開創花的鮮活意象，博獲廣大讀者的共鳴，也開拓了詩朗誦的新境界與新氣象。一聲「花叫」喊出了現代詩的開放精神，也開創了新詩的古典風趣。

1973年冬，第二屆世界詩人大會，因中國代表團團長鍾鼎文先生的引薦與策劃，始能在台北市圓山飯店召開。彭邦楨榮任副團長，協助規劃，井然有序。因之，使得家變新鰥的他，獲得一次驚艷於美國女詩人梅茵.戴麗爾博士(Dr. Marion Darrell)的機會，乃自喻為護花使者，照顧備至。彭邦楨在他的《純粹的美感》詩集的序言中，這樣說：

「我們在第二屆世界詩人大會上，於晚上七點在台北市圓山飯店麒麟廳晚晏中，初次相逢在三百餘位中外詩人之中，只有她有一種異於他人的膚色、臉色、眼色、特色，而且嬌小玲瓏，我想這就是一種極為純粹的美感── 一種奪我心目的美感。因為她是從紐約伸出一隻手來，我便從台北伸出一隻手去。所以在這次大會七天之中，便陸續的建立了友誼。」

他們一見鍾情，兩心相悅，梅茵離開台灣時，袖交其環游世界的行程，彭邦楨頓感鼓舞，遂即發動信函與情詩的攻勢，一往情深。可是他們二人一個不通中文，一個不精英文，我則義不容辭，充當他們來往交通傳譯的鵲橋工作。魚雁傳書，頻頻傳情，穿梭往返，不絕於途，記得當時我駐地桃園龍潭，彭邦楨每次收到來信時，便立即打電話告訴我，「她來信了，你快來。」於是我便乘坐公路局班車，由中壢趕赴台北。誠實說來，當時彭邦楨新鰥不久，生活孤獨而清苦，一個人蝸居在位於仁愛路二段華欣公司辦公室，一張行軍床，一條棉被，西裝就掛在木櫃的環扣上，簡陋竟如此，令人不勝欷吁。後來司馬中原又告訴我說，那一條棉被還是他的。每次，我倆都非常認真切磋每一句的措詞而審慎翻譯，總是希望能以適切傳達原詩之濃情，且希望能使梅茵深深感受到愛情之真誠。真的是，皇天不負苦心人！

「1973年11月18日至1974年2月14日，我們二人相互愛慕已將近三個月時間。在空間上說，她是在環游世界，而我的想象也跟著她的環游逐個地方旅行。雖說她去的地方都是我不曾去過的地方，但我給她的詩，除愛之外，還有關懷有待???在情人節前夕她為我寄來一條賞心悅目的領帶，因此我這天也就為她寫了第十二首詩〈結著領帶的男子〉。」

1975年2月，彭邦楨應世界詩人資料中心(World Poets Resource Center)主席路洛托博士(Dr. Lou Lu Tour)的邀請，赴美參加會議。他滿懷十足的信心，僅購買了一張單程飛機票(據說還是蔣孝武資助的)，飛往紐約。從此脫離困阨，邁步踏上人生的新境界。真的是吉人天相，皇天沒有辜負了苦心人！二月二十六日，彭邦楨與戴梅茵花好月圓，在紐約締結連理，傳為中美詩壇佳話。稍後，彭邦楨復又活躍在太平洋兩岸的詩壇。先後曾榮獲世界桂冠詩人獎，並膺選為世界詩人資料中心主席。爾後，又榮獲巴基斯坦自由大學驓與文學博士的榮譽學位。每一年，他們夫婦都參加世界詩人大會，足跡走遍世界各地，也曾增進了各國詩壇的連繫與溝通。而且他每年都翩然飛回台北，投宿在英雄館，於是那裡便成為台北詩友、畫家、文人匯聚聊天的場所，熙來攘往，蔚然笑談古今中外。1975年《純粹的美感》在台北出版。該詩集系匯集他寫給梅茵的十二首詩，並且說明每一首詩的寫作的情景與旨趣，當然這也是他們二人的定情詩。出版後，彭邦楨接受中華日報記者宋晶宜(現任美國世界日報社長)的訪問，贏得讀者普遍的激賞與讚美。而且彭邦楨每次自台北返回美國之時，從不空手而回，也總是選購成箱的古籍書卷郵寄回紐約。

1986年7月，我按照既定的計劃飛往美國，直赴哈佛大學，開始搜尋海明威家族的數據。8月初，行抵紐約，彭邦楨夫婦開車前往接機，一見面，大家相互擁抱，並且熱情地說：“大媒人來也，不勝歡迎之至！”我在紐約停留三天，彭邦楨陪伴遊歷博物館、時代廣場、摩天大樓、唐人街、自由燈塔、並漫步布魯克林大橋，並且相互約定三年後，大家再游該橋，並且相互出示各人有關該橋的作品，因為那座橋曾是美國文學史上耀眼的表徵。可是後來因為家人患病的緣故，我卻失約了。

稍後，彭邦楨奔馳於海峽兩岸，開啟詩之交流與激揚。當時大陸的詩尚在隱晦朦朧之期，但他的詩意象鮮活，音律諧趣，到處引發奮揚的反響。而且在活躍北京、上海、武漢、重慶、成都、廣州、香港等地訪問詩人、詩社，皆獲得熱烈的回應。他跑遍了大陸、香港、歐、美各地，並積極與當地詩人接觸、協調之後，深感亟應建立詩之連繫，積極興建一座現代的、國際的「詩的長城」。基於這個理念、他便於1991年，創立了詩象詩社，禮邀方思、尹玲、宋穎豪、陳寧貴、彭邦楨等為發起人，獨自出資，即於1991年6月發刊《詩象叢刊》第一號，包含大陸、台灣、香港及歐美知名詩人的詩作以及譯品，中譯英、中譯法、中譯德、每首作品皆非同尋常，各具特色，而且琳琅滿目，不勝枚舉。1993年，《彭邦楨文集》順利在武漢出版，更是得到極為熱烈的回響。全集四冊第一、二冊為詩集的匯編，第三、四冊為歷年來撰寫的評述文章，印刷精美，井然有序，可惜武漢武漢社仍運用當時大陸慣用的簡體字。

《詩象叢刊》先後出版五期，成為兩岸三地以異軍突起的姿態，令人刮目相看。而且可惜他的健康日漸衰疲，曾數度進出醫院，但他總是念念不忘《詩象》以及台北的詩友，甚至試圖分段飛行回台灣，藉以償酬綿綿的鄉愁。因之，其濃重的鄉愁，則自然而然洋洋灑灑，赤裸裸地發揮在他晚年的力作《秋之青天》一書之中。真的，梅茵曾經安排他先到洛杉磯，在他的兒子班比家中小歇，然後直飛台北，這樣或可減低旅途的勞頓。結果，他們到了洛杉磯的班比家，病情復發，最後梅茵決定花費了16,000美元，雇用一架專機飛回紐約。於是彭邦楨的纏綿思鄉夢，便日益遙遠了。不幸於2004年3月19日，溘然辭世於紐約。噩耗傳到台灣，聞之令人哀傷，悲慟不已，詩壇好友發刊紀念專刊，追思會有近百位藝文界的朋友參加，而對這位藹藹親和的詩壇長者表示無限的懷思。稍後，我又催馬加鞭，重新整理多年迻譯彭邦楨的詩，反覆推敲，從各詩集中再選優譯介，當然包括彭邦楨和梅茵定情時匯編在《純粹的美感》的十二首情詩，全譯《巴黎意象之書》及其晚年的力作《秋之青天》。就這樣，中英對照的《彭邦楨詩選》由詩藝文出版社全力協助下，乃得在那年的七月於焉問世。新書發表會與會者，逾百十詩人與學者，與會詩友欣見其詩的譯本均表慰藉。會中又個別追述彭邦楨寫詩精要與其評論的點點滴滴，而對這位花叫詩人表示最後的敬禮與懷思，並有人朗誦彭邦楨各期的代表詩作，反應非常熱烈。梅茵看到中英對照的《彭邦楨短詩選》之後，極其訝異的口氣對我說：“我從來不曉得彭的詩寫的這麼好。”

梅茵鶼鰈情深，特意設立彭邦楨紀念獎，每年一次，徵詩，選優並頒發獎金。於是便邀請向明、辛郁、張默、碧果、張騰蛟、賴益成、宋穎豪等為評審委員。特別感謝中生代詩人賴益成的全心投入與全力支持。第一年則以「懷思」為題，第二年以「花」為題，以紀念這位「玫瑰詩人」。因為我國新舊詩中宣揚父愛的詩作甚少，故第三年則以「父親」為題，用以探看詩人對父愛的孺慕之情。每次應徵的詩稿都超過一百五十件，詩稿的來源遍及海峽兩岸、亞、歐、美及香港等地，反應極其熱烈。於此可見彭邦楨之在青壯年詩人群中受愛慕的程度了。今年是第四屆彭邦楨紀念獎，計劃搜集彭戴梅茵(Mrs. Marion Darrell Peng)的詩，予以中譯，匯集為書，2007年十月出版，用以表彰彭邦楨與戴梅茵中美詩壇璧聯的美事以及梅茵多年來對台灣詩壇的關愛之至情。

詩人彭邦楨湖北黃陂人，生於「五四運動」那年，自幼聰敏穎悟，束髮之年，即以詩名見知於鄉里。抗戰軍興，投筆從戎，畢業於中央軍校十六期，在校時享有「黃埔文豪」之譽。嗣於1944年以少校軍階率青年軍赴印度參加遠征軍，編入炮兵團，參與緬甸反攻大戰。勝利後，任職國防部新聞局。1949年隨政府來台，遺其妻子於武漢，竟生別五十年。1950年，榮獲中國文藝協會頒贈詩之首獎，而詩名雀起。1953年，調任軍中廣播電台左營台長，1955年，與詩人墨人合編《中國詩選》，評譽極佳。1969年，從軍中榮退，結束其三十年的軍旅生活。

詩人彭邦楨的生命中有三個春天。第一個春天，因內戰而中斷。第二個春天，因意見不合而離異。第三者個春天，使他奪得詩人心目中的美國黑珍珠梅茵?戴麗爾博士(Dr. Marion E. Darrell)的真愛，終於找到了幸福的歸宿。不過，他認為：「人生最幸福的，是隻結婚一次。」

詩人說：作為一個中國詩人，總在顛沛流離，總在憂患踵生，總在背負一種戰爭與革命的影響，然，亦總在兢兢業業，總在孳孳矻矻，總在驚策惕厲，總在踏歌行吟，總在追求一個至性至情，至大至剛，至真至善的自我，不遺餘力！也就是說，詩是要訴諸一種卓絕的靈魂與智慧寫的，而後纔見詩心晶瑩！愛心晶瑩！童心晶瑩！

彭邦楨一生戎馬倥驄，軍書旁午，但他仍以博覽群書為樂，尤其鍾愛於詩文論述，而嘗「籠天地於形內，挫萬物於筆端。」詩興昂然，不絕如春蠶吐絲。故其詩意象豐富，沉鬱淵深，且感應靈敏，故可聽得花叫的奏鳴，而其對詩的朗誦，抑揚頓挫，饒富音樂性，感人最深。晚年鄉愁沸郁，繁複濃郁。既在耄耋病苦之年，依然時駕輪椅徘徊於紐約中央公園的植物園，望斷雲天。思鄉的情愁，益見濃烈。面對秋之青天、紅葉、蘆花、北雁，思緒洶涌起伏，則不勝已矣然。

------------------------------------------------------------------------------------

這首詩是我為旅美詩人彭邦楨的名作「花叫」而寫的。與他熟稔的因緣是二十多年前，在衡陽路「陸羽茶坊」相遇，為他出版了一本散文集「心天的花糧」。後來祇要他由美返台就常邀我相敘，有一年他返台住在國軍英雄館，某夜我們在樓下一起喝咖啡，聊著聊著他忽然提到，他想辦「詩象」詩刊，問我能否幫他？出版詩刊對我來說不過是舉手之勞。然而自從「陽光小集」結束後，我對辦詩刊興趣缺缺，甚至已不再參與各種藝文活動。然而面對七十多歲的老詩人要辦詩刊，卻激起我那好打抱不平的個性，決心為他做他此生最後奮力一搏，因此我能不鼎力相助嗎？我有意無意與他聊了一會，便明白他要辦詩刊的心意。我也打定主意純粹幫他，他在我就幫，他不在我就停止，我也不在詩象登詩，不理會其他人的閒話。因此自從1991年6月出版第一期開始，由於他身體狀況不佳，所以經過多年才出版了五期，其實「詩象」不像詩刊像是詩集，然而在「詩象」出版期間，「詩象」已隨彭邦楨傳遍世界各地，我相信彭邦楨辦詩刊的心意巳經完成，他身前感嘆他的詩未受到應有的重視的遺憾，應獲得些許的慰藉。如今當我上網搜尋「彭邦楨」時，到處都是「彭邦楨詩獎」的消息，不禁啞然失笑。彭邦楨的老友們啊，在彭邦楨生前你們就該好好看待他的詩啊！